我国不良资产市场前景广阔。《中国不良资产管理行业改革与发展研究的白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白皮书”）提到，目前中国市场上有3000亿的违约债，其将成为不良资产市场的一大供应。2019年商业银行批量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本金超过4000亿元，接近不良贷款余额的20%。2020年3月，中国银行发布《2021年度经济金融展望报告》称，2021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预计在年底将达到2.0-2.2%，上升的概率较大。其中，城商行、农商行资产质量防控压力较大，不良率很有可能会达到近年来的高点。

未来一段时间实体经济仍面临较大压力，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可能会出现新一轮暴露潮。普华永道预计，这一轮不良资产暴露潮，给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之余，也给行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土壤。2018年以来，中国金融业迎来了新一轮扩大开放，包括不良资产管理在内的多个金融细分领域，市场准入逐渐放开，投资壁垒陆续破除。除了越来越多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，更多的外资机构也将参与其中。不良资产管理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如火如荼，新冠疫情可成为一个契机，甚至是催化剂。

过去21年里不良资产行业取得了长足发展，然而一些挑战仍然显而易见，有待进一步改善。

流动性有待提升。近年来，不良资产市场发展迅速，参与者数量增加，市场更加活跃。然而，市场整体流动性仍有待提升。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发布的《2020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》显示，40%的资产管理公司认为市场不活跃是2019年不良资产处置面临的主要挑战。

信息不对称。由于缺乏详尽的信息披露规则，不良资产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。这会增加尽职调查的成本，不利于买卖双方达成交易。对于习惯在公开透明的市场中进行交易的外资来说更加难以适应，不利于外资进一步参与中国不良资产市场。

资金层面存在掣肘。不良资产买方中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便捷的融资渠道。然而大多数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和二级市场参与者往往存在资金瓶颈，提升资本和拓宽融资渠道迫在眉睫。外资由于自身资金实力较强，而且有相对成熟的融资方式和渠道，因此在资金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。

法治环境、司法效率仍待提升。近年来，中国法治环境持续改善，司法制度越发成熟，法官专业性也不断提高。然而与不良资产相关的部分法律法规尚待完善，在判决、执行层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。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，时间是计算内部投资收益率（IRR）的关键变量，因此司法效率对投资人的信心和投资决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。以普华永道接触的部分外资机构为例，它们往往对一线城市、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地方法院更有信心，而对于其他地区的司法环境或者司法效率则了解有限。

市场准入壁垒有待消除。根据当前不良资产市场的监管规定，三户及以上不良资产组成的资产包转让就涉及牌照，只能发生在银行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之间。在这样的准入壁垒下，即使投资者与银行就某些资产或项目达成交易意愿，也需要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的“通道”完成。这种通道类业务其实并不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，也有悖于抑制通道业务的监管要求。

另一方面，中国信达发布公告称拟在境外发债募集400亿资金；中国东方资产拟本月发债100亿元，除了AMC之外，建设银行向其全资子公司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增资不超过300亿元。为迎战不良，AMC、AIC年内已通过发债、增资等方式募集资金超过千亿元。数百亿的募集金额在四大AMC历史上并不多见。

展望未来，随着中国的法治、监管及合作等环境持续改善，不良资产管理行业有望更健康发展。因此，行业应把握机遇以改革促发展，引入更多市场参与者，让市场更加活跃，不良资产处置的效率更高；资产管理公司则应在政策引导下更加聚焦主业，积极创新处置手段，真正帮助企业渡过难关，发挥化解风险的重要作用。